本帖最后由 【妙男】 于 2019-12-6 12:15 编辑
事业
30万年前,当古人开始把猎物当作战利品以飨氏族时,荣誉便伴随地位,成为事业成功的代名词,根深蒂固的串通在各国发展史中,而信念,就是这个荣誉到来之前的借口。
在中国,过犹不及。地大物博给了它最舒服的温床,有识之士,仁人志士,忍辱负重,莘莘学子,寒门数十载,终于一朝成名天下知,帝王、将相、百姓,无不随着历史的车轮,上下翻滚。一个信念,可以让王怀抱天下;一个信念,也可以让最卑贱的人灭了王。《君主论》让王明白理想国,《四书五经》让百姓有了成为将相的机会,信念作为通向理想坚强不屈的动力,是无数人改变现实、改造命运的基石。
于是,当穷困潦倒变成荣华富贵,当衣衫褴褛变成锦衣玉食,当举步维艰变作挥斥方遒,站在金字塔尖的人们,开始迷惑了,人生到底从何而来,又要到哪里去?我是谁?当鲜血不断冲蚀阿育王的眼球,他不再有快感,而是陷入彻底的虚无;济公作为李家公子,躺在衣食无忧的聚宝盆里,开始犹豫了……这些都是记录在案的例子,更多的人,内心的波澜被外表所掩盖,可以遥想,即便是一代治国明君,在万人敬仰的朝拜声结束后,他转身背对空阔的大殿,是否有难以飞出囚笼的无力。
爱情
世俗的成功,不是我的成功;众人的信仰,不是我的信仰。
于是,舒夷、伯齐上了首阳山,竹林七贤开始装疯卖傻,抚琴作诗不够,唐伯虎要点秋香,还要求一份恍若隔世的温存。可以说,在古代婚姻制度笼罩下,夫妻双方,基本上不存在爱情,梁祝的悲剧自不用提,就连耳熟能详的《白蛇传》,白娘子和许仙都没有爱情,白蛇为报恩之后功德圆满,自愿给穷小子当老婆,许仙捡了个超级大美女。白娘子医术比他高,德行远扬,日久天长,严重挫伤了许仙的自尊心,就请法海来收服她。《西厢记》看上张生的不是大小姐,而是丫鬟,小姐是被动的,是红娘一步步把两人推向了婚姻的殿堂,从而使自己有个好归宿。
即使这样,在婚姻的纸枷锁和故纸堆里,依然昂首阔步的挺进着一群异人,平行于男权世界,又风姿绰约、卓然独立:深得曹操敬重的蔡文姬,慧眼识英雄的红拂,“冲关一怒为红颜”的始作俑者陈圆圆……她们平静了躁气,留下了传世之作,间接或直接了改写了英雄史。这批特殊的女性,不再作为婚姻制度的衍生品,而是如一道道清流,蜿蜒在潮流之后,在万人一拥而入、赴汤蹈火的挤进围城时,她们选择了逆流而上,不经意的回首,却被厚重的记下了一笔。这恰好符合了中国文人的心态,中国的文人打心底里是求“清”的,他们从早晨打开帘子走出去,是八面玲珑的官场,黄昏掀开帘子走进来,是循规蹈矩的婚姻,出去、在家,一睁眼、一闭眼,人生就这么过了——多么陈词滥调、苍白无力、千篇一律的烂故事。功成名就又如何,福禄寿喜不如一碗粗茶来的环保养心实在,来的毫无纠结,来的能扛得住。而才情之女,更是可遇不可求。
只能说,中国的文人太有灵性,对约定俗成的信念产生了一种温弱的反抗,我们对生活是接受的态度,日常生活就是大自然,无法质疑,人有兴致所至之时。可以无前约,无后续,高潮不高,低潮不低,但有悲喜。才情之女作为时代的先进女性,满足了文人们的各种理想的间接实现。就像林黛玉和薛宝钗,对曹雪芹创作而言,是有完全不同的定位的,她们俩个除了普遍认为的一冷一热,一虚一实之外,还满足了西方弗洛伊德的“性学三论”,黛玉是宝玉的“自我”,宝钗是“本我”,还有个“超我”呢?这第三个便是《红》里一个更要命的女人——秦可卿。她,一出场便香消玉殒。秦可卿就是这个“超我”,贾宝玉是同时喜欢三个女子的。其实在《红》里,秦可卿不仅是被宝玉“暗恋”,她更是府内府外,大小王爷的“梦中情人”,一个葬礼,多大排场,多少人相送,就可见一斑了,说她要命,也在于此。黛玉和宝钗,是其一面,不抵其一。天天相见,耳鬓厮磨的,不如伊人在水一方,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。“超我”是碰不得的,是“意淫”,是灵感的缪斯,是满足文学和艺术前进的最终幻想。于是,一大批古今中外的故事变得明白了,明白了为什么战争和智慧女神雅典娜在《荷马史诗》中没有恋人,明白了为什么维多利亚终身未嫁,明白了克里奥帕特拉独特的捍卫埃及的方式,以及卢舍那大佛为什么得以在龙门山上,微笑千年……
人生
今天,当昔日挥洒的毛笔变作频频点击的鼠标,中国文人也进入了全球化行列,于是东西方有了通病。
成功的标志可以是一部大片在全球狂揽几十亿,也可以是一年级学生代表的全校演讲,个体的感受正在被他人,被媒体“代表”着,在一切信息都可以信手得知的网络时代,在地球太空大挪移的“奇门遁甲”时代,个体理想的解放,是拥有的更多,还是比古人更加缺乏?
在这个吃饭基本靠“买”,恋爱基本靠“挑”,亲情基本靠“煲”的年代,我们的身心变得更脆弱,甚至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希望,被一种精神先导或第三只眼所包裹,可以让我们对自己、别人和世界的不完美付之一笑。
一方面我们神经官能症般的存在着,一方面我们企图撕掉现实的外衣,重重包裹住自己的世界。
首先,“文人”开始审视身边的女性,企图寻找令祖辈们痴迷的才情,却失望了,富有温情的DNA,开始被“女强人”代替,开始和男人一样追逐,打天下、争世界。这样未必是坏事,可是女阿凡达们占领“南天一柱”的时候,别忘了自己的优势,原本的诗情画意,不要变成讨价还价,不要生生“活像死鱼眼珠了”。其次,基于此,闪亮的美女明星,炫目的电影,娱乐的草根化,各式各样的搞笑、爆笑、恶搞桥段成为骚动麻木神经的抓挠,也顺势成为了无数的商业卖点。这真的是生徒诸君的福音吗?
全心全意的才情之人——纯粹之才,纯真之人,在市场出现了缺失,同时,这种缺失,成为“文人”心中永远的情感固着,在生活的缝隙间,魑魅般存在。
伤痛之余,忧心之余,疑惑之余,国人不妨把眼光摇向我们的东方,当中国正以资本原始积累为荣,如火如荼的向前猛撞时,日本却在不紧不慢不骄不躁的变为平和的老者;当北京城墙下消失了杂耍艺人的影子,京都却还依旧保持着那份低头的娇羞。大和抚子的低眉一笑,瞬间抚平了游人的悲情,凉风碧柳之间,藏不住的欲拒还迎。也许,正是这样的情怀,在宫崎骏的一部部动画中被念想着,在村上的小说里流动着,它源于平静祥和的理想,源于对纯真感情的关照,对往事的追忆,那种如柠檬般青涩酸甜的初恋味道,如一道道明丽素洁的女神之光,正是解开情感固着的所在。此时的感情,已不是爱情,而是包含人生全部的况味。
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着重说过这样一段台词:“人和人之间的差别,不在于贫与富或是善与恶,因为人和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——是否有过爱,与被爱。
至此,放眼中国,谈因爱而改变人生,有两条路可走。一是做宏观调控;一是做社会的齿轮,去改变转速。第二条路,对个人,对企业,是可行的。终于,妙男中国出场,众妙之门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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